伴随着国务院发布《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农业现代化”再次进入公众视线。当下的“农业现代化”既包含经营主体中新鲜血液的注入，以及传统主体在市场倒逼机制下的自我革新；也包含运用“互联网＋”的手段，催生农业这一传统业态进行着迭代升级。

而且“农民”不再是对一种身份的表达，而是对一种职业称谓的描述：农业不再只属于田里干农活的人，而是进入到“新人辈出”的新时代。

在当前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经营新主体借助互联网等新技术平台如何打造农业新格局？政府对经营新主体有怎样的政策倾斜和支持？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给出了答案。

韩长赋部长表示，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大方向和大逻辑。如今，农业现代化无论是从生产力水平，还是从生产经营方式的角度，都在发生标志性的变化。

第一个数据，现在全国20.26亿亩农田中，有50％以上可以实现人工灌溉，其中80％的小麦和90%的水稻都可以实现旱涝保收。这标志着中国农业千百年来靠天吃饭的状况已经有了本质上的改变。

第二个数据，目前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到56％，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7％，即我们在种植农作物选种的时候，几乎没有杂种或落后的种子。农业增产的原因一多半是基于科技。

第三个数据：目前全国田间平均机械化作业水平达到63％，江苏、黑龙江可以达到80％以上。这意味着中国农民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地的生产方式已经得到根本改变，这是生产力发展的显著标志。

第四个数据：现在我国40％的耕地由270万的农业新型主体经营，它们已经达到规模化生产的阶段。农业生产很大部分依靠合作社、家庭农场、牧场、种植业和养殖业大户、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它们是农业农村经济生产经营的新生力量，将来甚至会成为主要力量。

2016年9月份国务院审定了《十三五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这是我们国家制定的第一个农业现代化规划。中央将农业现代化作为统筹、引领农业的新方向。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的农业现代化进入了顶层有设计、有方向而且有目标措施和任务框架的阶段。因此现在我国已经进入农业现代化加快实施和推进的阶段，而不再是一个愿景和口号。

韩长赋部长在回答中国搞农业现代化今后靠谁时，指出肯定不能靠传统农民，不能靠父辈农民。他们的贡献已经完成，即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他们养家糊口、自给自足这个使命已经完成。

他把如今农民分为三类：

第一类，传统型农民，即多年来我们传统概念中的农民。

第二类，新型的职业农民，是指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之后，剩余留在家里的这部分农民。他们拥有初高中文化，留在家里种地、养牲口，从事牧业、渔业、林业等等。这些人有知识，也能接受新技术，他们从事规模经营。这种新型职业农民，是目前农村生产经营，特别是农村种养业的主力。现在我们的合作社、家庭农场主要靠这些农民。他们种地不仅是为了生存、吃饭，而是把农业当成工作。他们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力量。

提出职业农民这个概念，希望把“农民”这个称谓从身份称谓回归职业称谓。过去农民是身份，现在要把农民概念回归职业概念，而且要让它成为一种很多人愿意干的，令人羡慕的职业。

第三类，就是新农民，是指农村之外的农民。让农民也成为一种城里人都想去从事的职业。例如大学生、复员兵、科技人员、工商企业主，以及去城里打工多年的农民工，我们把返乡和下乡创业的年轻人，叫作新农民，现在大约有480万人。仅浙江登记在册的大学生新农民就有4000多人。他们主要做农产品的营销和加工保鲜。

新农民在城市里获得知识素质，还有一定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而且他们本身是城里人，或者当过城里人，了解城里人，了解农产品消费者，他们把城里人的理念、技术、资金都带回农村，是对农业物化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双重投入。

总之，农业现代化欢迎新农民，抓住职业农民，不排斥传统农民。

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结构调整，韩长赋部长指出，目前我们的粮食、水果、蔬菜、肉蛋奶、水产等总体供给量是充足的。农业的突出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市场需要的、城里人喜欢的、高端消费者青睐的，以及多元化、小众化、个性化的需求我们还不能满足。现在农产品普通货多，缺乏更为优质、生态、绿色的农产品。因此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那么，供给侧机构调整中，如何保证农民的收益问题？

对此，韩部长说道，供给侧结构调整的前提，就是要保证粮食安全。供给侧结构改革不是说不要粮食，而是要实现效益更高、质量更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供给侧调整最突出的特点是：增加绿色、优质、安全的农产品供给。结构调整还要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增长，而且能够稳定。

结构调整还要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增长，而且能够稳定。市场信息和生产信息需要及时了解和传递，当然这是政府需要提供的服务。

供给侧结构改革是让整个生产链条的参与者均衡、理性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这里面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市场化问题，即农产品生产要围绕市场需求总量和质量进行。如何实现呢？就是通过信息化，通过让生产者和消费者间的信息对称。

另外，要有围绕市场和信息的组织，这种组织典型就是电商。浙江，有一个大学生在城里没找到理想工作，就回到了家乡。他回老家把全村核桃卖出去，后来还卖了外村、外地的核桃，卖了上亿元。

如今我们处于城市化进程阶段，常住城市人口已超过50％。韩部长对此指出，搞农业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城市发展为农业带来两个变化：第一是让农业的市场扩大；第二是让农业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因此我们的农业一定是城乡统筹的，要把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市化紧密结合，城市化的发展是农业的重大利好和机遇。另外是科技的发展，现代农业一定是用科技支撑农业。还有是整个体制的变化，企业不再城乡有别，经营主体也不再局限于城市的或者农村的。

现在农民不仅仅是从事生产，同时还是经营者。而农业新主体、新农民最大特点是“小四化”：市场化、规模化、标准化、信息化。市场化——他们的生产经营是跟着市场走的；规模化——他们在进行规模经营；标准化——他们种养卖都有相关标准；信息化——他们用信息化的手段经营。

现在，新农民从城里回到到乡下后，通过电商的方式，使山沟的、边远民族地区的好东西让外界知道。而且农产品发展电商，谁来包装？谁来标准化？新型农业经营者来做这个事情。

政府工作的着力点、政策着眼点是推进这些新型经营主体。通过他们来带动传统农户，来实现农业现代化。例如这些经营新主体，用什么种子，用什么科技，用什么机械，如何栽培，会给周边人示范，可以产生用一亩田带动一百亩田的效应。而且政府也在制定配套的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性文件。

韩部长还特别指出，互联网和信息产业给农业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互联网使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可能，使农产品和农民快速进入市场，让农产品销路更畅。再者，手机让农民对信息的了解更便捷，智能技术的应用也给农民种植养殖带来很大的便利。

互联网农业、农业电商本是市场行为，是企业主体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间的关系，政府不能替代它们，但政府也不是无所作为。政府会为两端紧密连结创造条件，为两端增加润滑剂。政府可以做一些基础性工作，例如我们现在进行教农民使用手机的培训，让农民学会从手机上看到市场信息，获得有关农业技术、农产品销售、农业投入品购买的服务等等。

另外政府还会支持农村经纪人，欢迎他们把乡里的产品卖出去。

还有，我们可以帮助给农民提供“请进来、走出去”的电商做些事情。农业部有一项政策：为建前置仓补贴，但是这个主要是补贴给合作社的，不是直接补贴给电商。如果你和合作社合作，那就可以享受这个补贴了。

当前互联网也存在信用风险，对此农业部在搞新型经营主体的信息直报系统平台，270万个新型主体都要申报。需要披露你是否在持续生产经营、生产经营规模多大等相关信息。他们申报的动力源自哪里？申报信息是让你享受前面政策的依据。和此并行的还有一个网络，是农业部和财政部一起搞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目前全国已经有几百亿元的钱作为本金，之后还会有资金注入。这是和银行绑在一起，根据这个直报系统如果知道你确实在生产经营方面需要贷款，那银行会发放贷款，我们可以为该贷款做担保。

另外，电商和千百万农民打交道，一定要守信用，和农民共同成长。中国的农民很老实，不怕吃苦，就怕吃亏。你们别让农民吃亏。

关于中国农业的未来，韩部长认为，中国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无可替代。或许今后搞农业的人会减少，农业占GDP的比重会减少，农村人口会减少，但是农业的基础地位不会下降。因为我们基本国情决定，十几亿人每天都要吃饭。

关于中国农业前景描绘，他提出一个观点：农业是生产生命的行业，农业是稀缺资源的产业。耕地越来越少，水越来越缺，吃饭的人越来越多，饭要越来越好。稀缺资源一定需要有能力的人来经营，因此未来的农业不是粗放型的农业，而是聚集科技、人才等要素高度集成的农业，它需要新装备、新技术、新农民来进行。

另外，农村也会成为稀缺资源。因为城市扩张越来越快，将来农业具有多功能性，不仅管吃饭，还管其他方面。例如现在的休闲农业，可以让人采摘、钓鱼；休闲农场，可以让城里人体验，这在未来会成为一种时尚。未来农民会成为大家向往的职业，农村会是城里人向往的地方。将来有一天会出现这样的景观：人口双向大流动——节假日城里人去乡村洗肺、养眼、伸懒腰；农村人进城洗头发、下饭馆、办婚礼、看电影。未来“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起乡愁，那是我们的理想状态。我们的小康社会不仅仅是GDP，不仅仅指有钱就是小康。而是指生活的状态，对人们物质文化需求的满足，这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例如干净的水、新鲜空气、优质食品等等。也就是说老百姓的获得感很重要，而这很大程度上要靠农业来满足。

最后，韩部长讲道：现代农业、田园风光、乡村文明，将是农耕文明的新内涵。将来大家会渴求当农民，农村成为稀缺之地。